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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一件事情，發生在不同的時間、地點和人物身上，立場不同，我們的判斷會不會就有不同？答案當然是會有差異，只是我們有沒有意識到其中的差別？我們從最近很熱門的戲劇 《我們與惡的距離（The world between us）》來看心理學。
罹患思覺失調症的應思聰說：「為什麼是我？」
因意外失去兒子的宋喬安哭著說：「我過不去」
這兩句台詞雖然簡短，卻也道盡了我們生活中常面臨的兩難，工作上或生活上遇到不爽委屈，心中難免會吶喊「為什麼是我？」或「我過不去」，差別在於有沒有說出來？或者自己有沒有在意識層面承認。
《我們與惡的距離（The world between us）》劇情雖是在描述社會重大刑事案件中，加害人與被害人家屬的心理狀態變化，但卻也讓我們透過戲劇，更了解人性以及主客觀之間的差異。每個人的行為舉止都會受到外在環境影響，我們常會沙盤推演，想像各種發生的可能性，但是很難避免「百密一疏」及「情緒波動」的情況，加害者與被害者、善與惡都只在一線之隔，在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戲劇中，除了劇情寫實外，情節中心理學的詮釋更是精彩。
同理心的差距
計畫在縝密，只要很多不確定的因素剛好疊加在一起，那就會出現預料之外的情況。生活工作中常會計畫思考，若是遇到A狀況，要用A方法，遇到B情況，要用B方法，然後準備個C和D的替代方案，但這些沙盤推演都是在客觀理性下的規劃。實際上遇到憤怒、恐懼、傷心甚至憎恨時，我們很難想像那時候會做出什麼決定？做什麼麼樣的事情？說出什麼樣的話？[1]
卡內基美隆大學（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）經濟心理學家George Loewenstein認為人很難預測自己和當下情緒狀態不同時，自己應該如何反應？他稱為「同理差距（hot-cold empathy gap）」，他認為人的有所謂冷（cold）和熱（hot）的狀態，簡單地說就是個體情緒激發（arousal）的狀態，當人一頭熱在做什麼事情的時候，也往往或錯估自己平常狀態的偏好，而當一個人在平穩冷靜的時候，也很難精準預料自己衝動時的心理狀態，在「個體」內對自己冷熱狀態的監控能力，有人說這是一種心理素質；在「團體」中對別人冷熱狀態的判斷能力，有人說這是一種同理能力。
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劇中幼稚園疑似出現挾持事件，擔任新聞台副總監腳色的宋喬安，她可以客觀地說事件還沒有澄清、孩子還沒有安全，怎麼可以直播報導？這時候她是能夠站在記者的角色。
但當她發現新聞台助理編輯 李大芝，她是哥哥無差別殺人事件的加害者，喬安的孩子是該事件的被害者。整個事件轉換成自己相關的事情時，喬安為了獨家新聞，或者為了自己宣洩自己的情緒，不顧當事人的採訪意願，而把事情揭露出來，造成另一種情緒的撕裂，於是她在電視台中直接叫攝影機對著李大芝拍攝「你想要還原真相，現在就說明清楚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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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體處在難以預測的情緒狀態下，無法理解自己不同情緒時的反應，也難以理解別人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反應，這就是同理心的差距。沒有經歷過憂鬱的人，很難想像憂鬱的心情，認為他們只是想不開；沒有經歷過生死交關的人，很難體會從鬼門關走一回是怎麼一回事；豐衣足食的時候，也難預料自己失業時的狀態。劇中的人權律師 王赦說：「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選擇自己的家庭，不是每個人都在關愛下成長」。人生有時候不也是如此？想好好的生活，現實卻未必能讓我們好好生活。
檢討被害者–正義世界信念
這個世界是公平的，認真努力就或有收穫，做壞事的一定會受到懲罰。美國肯塔基大學（University of Kentucky）行為心理學家Melvin Lerner認為這種「正義世界信念（belief in a just world）」[2]是一種認知偏誤，多數人會認為這世界是公平正義的，也因此相信善有善報、惡有惡報，不是不報，只是時候未到。因此若在壓力情況，內心感到受苦的時候，此時會告訴自己，這是人生要學的功課，總會苦盡甘來，因此正義世界的信念會讓我們得以繼續往前，也是讓我們可以咬緊牙關，關關難過關關過的信念之一。
每個人生活在世界上，難免會遇到隨機出現的意外，這個沒有誰料得準，有些人會遇到不幸，有些人總是獲得小確幸。而正義世界的信念，也讓我們常會自動假設一個人遭受到傷害，一定是他做了什麼事情，導致現在的結果。所以一個人被侵害、被傷害，會讓人覺是被害者咎由自取。
在一個重大傷害事件發生後，總會有人檢討被害者，甚至責怪受害者，某一程度是這樣的認知偏誤在運作。同樣的事件，立場不同，就有不一樣的解讀，我們每個人看到的片段都是真實，但是「片段的總和並不代表全貌」，我們雖然可以努力拼湊出真相，但真相無法百分之百還原，人生一旦開始就無法回頭，我們只能盡力的往前走。
這樣真的比較好嗎？
我們常在很多時候，想盡辦法要幫助別人，對於需要的個體伸出援手。但也牽涉到了兩難的困境，心理學裡面在研究道德倫理的議題，也常常都是這種二難的情境，好人中的壞人、壞人中的好人，好壞到底有沒有定義？反社會性格的個體，為了江湖道義廝殺，他的確違法，但是某一程度可能展現了義氣；當我們義憤填膺地想要把霸凌的成人，透過私刑伸張正義，但是在「不可以隨便霸凌弱小」的理念下，卻也用霸凌的行為來處理類似的事件，到底是善還是惡？
一般人看到陌生人需要幫忙，見死不救，某一程度並不違法，但可能會讓人覺得冷漠。如果在一架飛機上，機組人員廣播：請問機上有沒有醫師？有位乘客不舒服，需要協助。假設飛機上真的有位醫師，但他不表明身分，這樣他有違法嗎？也許沒有，雖會讓人覺得沒有醫德；但如果情況變成醫師出手援救，乘客變成功能殘缺，結果反而被告醫療疏失，不管最後判決為何？等到判決定讞都會經歷很久的訴訟。這時候我們選擇與善？還是與惡？他會變成一種困境，我們與惡的距離，其實不遠；正如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電視台總監紐世哥說：「我們都是好人，不知道為什麼事情會變成這樣子」。
在人生中，我們也常會想要替別人做決定，覺得怎麼樣才是對他最好的？但每個人雖然都在相同的物理環境裡，產生的主觀世界卻截然不同；最後要過完人生的，還是只有自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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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都得面對遺憾–未竟事宜
心理學家Zeigarnik發現一個現象：做到一半未完成的任務，很容易放在心上；而已經完成的任務，反而比較會忘記，這種現象稱為柴嘉尼效應（Zeigarnik effect）。這會讓我們產生一種希望事情能告一段落的動力，在人生中沒有完成的議題，會在心中留下「未竟事宜（unfinished business）」，來不及說的話、來不及做的事情、來不及說的再見，這些都可能產生未能表達的情緒經驗，然後持續的影響個體。
這是完形心理治療對人的看法，如果個體對於人生中未竟事宜，太執著於卡住的狀態，就會在內心形成僵局，讓自己撐不下去，無法自我支持，而尋求外在支持的狀態，這種外在支持可能是一種逃避，或者不願意面對真實的狀況，抗拒接觸那些曾經。
但是當個體準備去接觸，接觸是透過觀看、聆聽、嗅覺、觸碰或產生行動，改變就有可能發生，因此完形治療心理創始人Fritz Perls說過：個體必須靠自己的雙腳站起來成長，自己得去處理自己生命的問題。
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劇中，天晴在電話中對著已故的天彥說：「你真的很討厭耶！怎麼可以看場電影就不見」。喬安重回他不願意面對的電影院時說：「如果那時候講完那通電話，就立刻回去，說不定就來得及阻止…」，她也在電影院裡願意接觸自己的感受，並且承認「我過不去」。哭喊地說出：「我怎麼可以留他一個人在裡面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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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片來源：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「FB粉絲專頁 」與「公共電視網頁」
這些都是讓個體不在糾結於過去，讓這些未竟事宜能夠好好的處理，人也才可以繼續向前。每個人都想好好的過生活，有時候一個人想躲，一定有他不得已的理由，就像劇中李曉明的父母和李大芝，他們雖然希望從新開始，但卻不知道怎麼面對突如其來的驟變，人生本來就很難，有些事情並不是不知道怎麼處理，只是需要一些時間！期盼我們都能像《我們與惡的距離》裡應思聰最後說：「我一定會是一部好電影，有好結局的那種」，卓別林說過：人生近看是悲劇，遠看，就是喜劇了。但願我們都能有機會，在悲劇的尾端看見喜劇。
